这两个人摆在一起，本身就像一场时空错乱的玩笑。一个是一百多年前写出《资本论》的德国革命家，一个是两百多年前写下《红楼梦》的落魄旗人，横跨欧亚大陆，相隔百年光阴，八竿子打不着。唯一的共同点，说出来不太好听——他们都养活不了自己。不是“过得不太好”，不是“手头有点紧”，是字面意义上的、结结实实地养活不了。
马克思的贫困，是教科书里一笔带过的背景音，但翻翻他的书信，触目惊心。他没有固定职业，全靠微薄稿费和亲友资助度日。在伦敦时，一家人一连几个星期靠吃马铃薯过活，严冬没钱生火，生病没钱求医。穷到付不起房租，女房东叫来警察查封了床铺衣物。1852年他写道：不能出门，因为大衣已经典当给了当铺老板。更不堪的是，他拿妻子家族的银器去典当，被当铺老板当成小偷报了警。他还一度后悔结婚——在给恩格斯的信中说，对于一个心怀大志的人而言，最大的蠢事莫过于结婚，使自己的生活被琐碎的家务所烦扰。
曹雪芹也好不到哪里去。家道中落后移居北京西郊，好友敦诚的诗写得分明：“满径蓬蒿老不华，举家食粥酒常赊。”全家喝稀粥度日，酒钱还得赊着。另一位好友敦敏的诗补充了谋生方式：“寻诗人去留僧舍，卖画钱来付酒家”——卖画换钱，转头就去买酒。吃不上干饭不要紧，酒不能断。
把这两个人摆在一起，你会发现一些有意思的对照。
马克思为什么养活不了自己?因为他主动选择了一条没有回头路的方向。1842年因思想激进被迫辞去《莱茵报》主编后，他成为职业革命家，终身没有固定职业和稳定收入。不是他找不到工作，是他不愿意为任何一个资产阶级政府工作。某种意义上，他的贫困是主动选择的。为了写出《资本论》，他宁愿忍受几十年的贫困，半辈子依靠恩格斯的资助。他在信中甚至说：“我与其写这封信给你，还不如砍掉自己的大拇指。半辈子依靠别人，一想起这一点，简直使人感到绝望。”他知道自己在靠别人养活，知道这很屈辱，但他还是这么做了——因为他认定那部书比他的尊严更重要。
曹雪芹则不同。他是被动的。他出身江宁织造世家，祖父曹寅是康熙皇帝的红人，早年在南京过了一段锦衣纨绔、富贵风流的生活。至雍正六年，曹家因亏空获罪被抄家，从云端跌落尘埃。他不是主动选择了贫穷，是贫穷选择了他。他曾在右翼宗学当过差，干了两年左右，也曾有机会担任宫廷画师，但他拒绝了。不是因为清高，而是因为经历过家道中落的人，骨子里有一种说不清道不明的东西——宁可卖画赊酒，也不愿再向那套体系低头。他的贫困，是从富贵里跌出来的，带着家族覆灭的阴影和个人尊严的最后倔强。
一个是主动走向贫困，一个是被动承受贫困。但他们有一个共同点：并非不会挣钱，而是他们的时间被更庞大的事情占据了。马克思把所有精力投入《资本论》的写作，曹雪芹把所有心血倾注于《红楼梦》的“披阅十载，增删五次”。养活自己与创造传世之作，在他们那里变成了一道单选题。他们选了后者，然后接受了前者的代价。
更讽刺的是，养活他们的恰恰是他们不屑于成为的人。马克思一辈子靠恩格斯资助，恩格斯呢?一个工厂主的儿子，正经的资本家。资本家的钱养活了写《资本论》的人，马克思用批判资本家的书，回报了资本家的钱。曹雪芹则靠卖字画和朋友的接济为生，那些朋友——敦诚、敦敏兄弟——是觉罗宗室，天潢贵胄。写尽贵族没落的人，靠贵族的施舍活着。这不仅是讽刺，更是艺术创作永恒的悖论。
创作是一件极度奢侈的事情。它需要时间，需要不被生计打断的专注，需要一种近乎病态的执着。而这些东西，在正常的谋生逻辑里，全都是奢侈品。能养活自己的人，往往没有时间创作;有时间创作的人，往往养活不了自己。马克思和曹雪芹不过是这个悖论的两个极端样本。
当然，也有人过得不错。歌德当着魏玛公国的枢密顾问，一边做官一边写出了《浮士德》。托尔斯泰是伯爵，坐拥大片庄园和农奴。雨果流亡期间照样版税丰厚。不是所有天才都穷。但那些主动或被动走上绝路的人，往往写出了最绝的文字。
细究起来，马克思“养活不了自己”还有一个更具体的原因：他不会过日子。传记作者麦克莱伦说，马克思17岁在波恩大学就形成了一个习惯——花钱超过家庭的支付能力，这是他一生的特点。他曾不顾一切惯例，一年花了七百塔勒，而最富有的人花的钱也不超过五百。他和燕妮度蜜月时，把钱放在一个敞开的箱子里，每个朋友愿意拿多少就拿多少，钱很快告罄。即便后来收入稳定了，他的家也“像一个巨大的漏斗，什么也剩不下”。他天生对钱没有概念，或者说，他天生抗拒“量入为出”这种中产阶级美德。他不止是穷，更是挥霍。
曹雪芹呢?卖画的钱拿去喝酒，敦诚甚至解下佩刀换酒与他畅饮。“举家食粥”还要“酒常赊”，这是典型的文人做派——宁可肚子饿着，精神上不能委屈。敦诚劝他：“残杯冷炙有德色，不如著书黄叶村。”意思是别去巴结权贵讨生活了，不如安安心心在黄叶村写你的书。他听了。于是他继续穷着，继续写着，继续赊着酒，直到传说中那个除夕之夜，泪尽而逝。
所以“养活不了自己”这个判断，对他们而言可能根本不是一个问题。因为他们从未把“养活自己”当作人生的首要目标。马克思要的是推翻旧世界，曹雪芹要的是为那个崩塌的世界留下一部悼亡之书。在这样的大愿面前，一日三餐算什么?房租欠着又怎样?
问题是，我们这些后来人总喜欢拿他们的贫困说事，或同情或感佩，好像他们的苦难是通往伟大的门票。这种叙事本身就是可疑的。马克思的三个孩子在贫困中夭折，长子埃德加尔不满九岁死于肠结核——他彻夜不眠护理爱子，丧子之后终日头部剧痛，完全无法工作。曹雪芹的幼子夭折后，他一病不起，没过几个月便撒手人寰。这些不是“伟大叙事”的注脚，是活生生的人间悲剧。他们自己大概宁愿当一个平庸的、能养活家人的人，也不愿用亲人的生命去换取身后名。只不过命运没有给他们选择的机会。或者说，他们的选择本身就包含了这些代价，而他们心知肚明地接受了。
马克思在信中说：“假如我有足够的钱来养家，而我的书又已完成，那我今天还是明天倒毙，对我完全一样。”这话里有悲壮，也有冷酷。他冷酷地对待了自己，也冷酷地对待了家人。曹雪芹同样如此。他明明可以去当宫廷画师，明明可以走一条体面的谋生之路，他偏不。他选择在西山的蓬蒿之间写一部没人看的书，写到油尽灯枯。这种冷酷，是对自己的，也是对家人的。但正是这种冷酷，让他们走到了常人走不到的地方。
有一个细节耐人寻味。马克思的母亲罕利达直到去世前还说：如果马克思能够给自己弄到一大笔资本，而不是写出一大部论资本的书，那该有多好啊。这是一个母亲最朴素的愿望，也是天下所有母亲对“不务正业”的儿子的共同心声。马克思没有听她的。他写了一部论资本的书，自己却一辈子没有资本。
曹雪芹的《红楼梦》开篇就说了：“满纸荒唐言，一把辛酸泪。都云作者痴，谁解其中味?”他早就知道世人看不懂他。但他还是写了，在“蓬牖茅椽，绳床瓦灶”之中写了十年，增删五次，留下半部残稿便撒手而去。
养活不了自己?他们连自己的命都没能养活。但他们养活了一样东西——一个时代最不该被忘记的声音。
回到今天。我们生活在一个把“养活自己”当作基本美德的年代，这没什么不对。绝大多数人不是马克思也不是曹雪芹，能把自己和家人都照顾好，已经是了不起的成就。但马克思和曹雪芹的存在提醒我们一件事：人类历史上那些真正改变了什么的人，往往不是那些把自己养活得很好的人。他们可能连房租都交不起，可能被警察查封了家具，可能穿着磨破底的旧鞋站在雪地里发呆——但他们心里装着的东西，比房租大得多。
我们不必成为他们。大多数人也成不了他们。但我们应该知道，曾经有这样一些人活过——他们连自己都养活不了，却养活了一个文明最值钱的那部分。
马克思的墓碑上刻着一句话：“哲学家们只是用不同的方式解释世界，而问题在于改变世界。”他没说错。但他改变世界的方式，是先让自己一贫如洗。曹雪芹没有墓碑，没有墓志铭，死后葬在哪里至今是个谜。但他留下了一百二十回(或者说八十回)的文字，每一个字都是他用粥和酒换来的。
一个是连大衣都当掉了的德国人，一个是举家食粥的北京旗人。他们这辈子最大的共同点，就是养活不了自己。而他们这辈子最大的成就，就是养活了后世无数靠研究他们吃饭的人。
想想，也真是有意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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