改革春风吹满地，拦不住领导做晋惠帝。
以前总以为“何不食肉糜”离现代人很远，直到看了最近央视新闻发布的宣传片，方知
该片讲述一名厌倦“两点一线”生活的白领，为了“离梦想更近一些”，选择脱下长衫，去云南成为一名外卖骑手，从此她能够“随时欣赏沿途风景”，在“与晚风肩并肩”的惬意中，找到了人生的答案。
该片一经发布，便激起千层巨浪。网友纷纷指责其严重脱离外卖员的真实生存状况，将底层艰辛浪漫化为一场说走就走的旅行。片中饰演外卖员的女网红起初还在社交媒体炫耀参演经历，在舆论反弹后立即删帖改名，最终，该片在一片骂声中悄然下架。
看完片子，我心中产生了三层情绪波动。
第一层是愤慨。
想到自己缴纳的赋税被用来供养如此庞大的宣传系统，其产出却是如此悬浮，甚至“有毒”的作品时，一种被背叛与愚弄的感受便油然而生。
不仅同真实背道而驰，仿佛还透着一种“我知道你知道我在说谎，你能拿我怎样”的傲慢。
白居易曾言：“文章合为时而著，歌诗合为事而作。”文宣作品的根本，在于真实反映时代、真诚关切现实。然而，这部关于外卖骑手的片子，
它将外卖员风雨无阻的奔波、与时间赛跑的焦虑、平台算法的严苛、以及社会保障的缺失，全部过滤掉，只留下一层矫饰的、小资情调的滤镜。这不仅是对数百万外卖骑手日常艰辛的漠视，更是对广大受众心智的侮辱。
第二层是疑惑。
央视新闻，作为中国的顶级官媒，从项目立项、剧本策划、演员遴选，到拍摄制作、后期剪辑、多层审片，理应遵循一套严谨的流程，为何竟层层失守?
但凡其中一环有人依据基本的职业常识、社会感知提出质疑，片子也不至于如此堂而皇之地进入大众视野，全方位、精准化地恶心到城市白领与外卖骑手两个群体。
理性分析，也许在制作过程中，未必没有来自专业主义的微弱声音。只是，在“不可抗力”面前，这些基于事实与常理的怀疑，显得太过微不足道。
相比于专业素养与受众反馈，对上级意图的领会与执行往往拥有更高优先级，也就是俗称的“讲政治”。
何为“不可抗力”?在国内，每一个职场牛马都清楚，比起山洪海啸，最大的不可抗力是领导的个人意志，宣传系统尤为明显：
这让我想起传播学中的“把关人”理论，即在信息流动的各个环节，都存在基于特定标准筛选与过滤的“把关人”。然而，当“把关”的标准从新闻价值、社会效果异化为对领导个人审美的迎合时，媒体的社会公器职能便已悄然褪色。
我本科学新闻，读研学公法，故而朋友圈里最不乏记者与律师这两类群体。经多年观察，发现一个颇有意思的现象：相较于在官媒工作的记者，许多律师反而展现出更高的媒介素养，更善于秉持“内容为王”的传播理念。
究其根源，或许在于律师职业的“客户导向”本质——其成功直接取决于能否以扎实的“内容”说服法官与当事人。而现行媒介体制下的传媒从业者(调查记者除外)，其首要角色是“喉舌”，专业判断时常需要让位于无形的指挥棒。当“领导觉得好”成为最高标准，诸如“方舱医院真神奇，治病救人教舞技”的清奇神作便有了滋生的土壤。
那么，究竟何谓媒介素养?官媒领导又缘何缺席?
对于媒体从业者，尤其是领导者，媒介素养则应包含更高要求：深刻理解媒体的社会功能与影响力，具备敏锐的社会洞察力与共情能力，能够基于专业准则进行判断与决策，并保持与真实世界的紧密联系。
媒介素养一词，译自“media literacy”，台湾学者常译为“媒体识读”，意指公众接触、分析、评估和创造各种媒介信息的能力。
此前，我更偏爱“媒体识读”的译法，因为它强调一种主动的、批判性的理解过程，而“素养”通常给人一种拒绝沟通的对立感。但在目睹此番“送外卖赏风景”的奇观后，恍然发觉用“素养”来考量某些官媒领导的基本认知水平与职业能力，或许更为贴切。
回到核心问题上，为何传媒机构的领导，其媒介素养反而可能成为短板?我想，这需要从专业主义与宣传主义的张力中寻找答案。
新闻专业主义追求事实、客观、平衡、独立，其根基在于社会现实与公众知情权。而传统的宣传范式，则侧重于导向、动员、塑造共识，常常为了“大局”或“效果”而将复杂的社会现实简化为单一、光鲜的叙事模板。
长期浸淫于后一种逻辑中的领导，容易形成一种“老干部思维”或“自我感动型”创作模式。他们习惯于从文件、会议和自身经验中汲取灵感，而非走向街头巷尾进行扎实的调研；他们善于制造“催泪弹”或“励志鸡汤”，却拙于刻画生活的复杂本真；他们容易将个人的审美情趣或时代记忆，误判为普遍的社会情绪。
这种隔阂，有时会以非常直观的形式呈现。我一位进入央媒工作的朋友，短短两三年，就从一个清瘦少年变得大腹便便，穿衣风格也渐趋厅局风。他自嘲都是“坐在办公室里，每天三杯奶茶”惹的祸。这类情况虽属微观真实，却也折射出部分体制内媒体人工作状态的转变：从“跑新闻”到“坐办公室拍脑袋”，他们离拥有呼吸与脉搏的“活人感”，也就越来越远。
第三层情绪，是深长的忧叹。
这部短片，连同其引发的争论，让人不禁想起四年前爆火的“二舅”视频。当时，主流舆论对“二舅”所代表的逆来顺受、坚韧乐观的生命姿态不吝赞美，将其奉为治愈精神内耗的良药。
然而，知识界旋即响起警惕之声：这是一种危险的“苦难美学”或“苦难浪漫化”。它将个体承受的系统性艰辛，转化为一种供人观赏、消费甚至学习的道德景观，却回避了追问苦难的根源与寻求改变的可能。
在我看来，苦难如同一个危险的十字路口，会将经历者引向三条截然不同的路径：
我们不得不严肃追问：苦难对个体而言，究竟意味着什么?
第一路，是承受与内化。如“二舅”和《活着》的主人公福贵。
他们沉默地吸纳了命运的一切重击，不问根由，逆来顺受，并在苦难中保持着一种令人心碎的善良与韧性。他们仿佛成了斯宾诺莎“决定论”的东方注脚，这条路径最为主流叙事所钟爱，因为它提供了稳定的道德楷模，也在无形中消解了反抗的正当性。
第二路，是审视与呐喊。如塞万提斯、杜甫、曹雪芹，以及无数优秀的现实主义作家与思想家。
他们从自身的苦难出发，将目光投向更广阔的社会图景，深刻揭示结构性不公与人性的幽暗，为那些沉沦的、失语的弱势群体发声。他们的作品高扬着朴素的人道情怀与批判精神，其力量在于“揭出病苦，引起疗救的注意”(鲁迅语)。这条路径指向改变的可能，尽管改变总是后知后觉的。
第三路，是扭曲与复仇。如希特勒、波尔布特、斯大林等著名的专制者。
他们曾是苦难的亲历者，却未能生出悲悯，反而如葛兆光教授所言，他们的潜在心理或许是：“我曾受过这般苦，所以你们也该尝尝。”这条路径是苦难结出的罪恶之果，将个人的创伤无限放大为社会集体的灾难。
谨慎对待“苦难叙事”，基于“善与扬善、恶与抗恶”的政治哲学命题，而非将它理解为一种简单的屈辱或财富。
历史无法对这三条路径进行简单量化比较，我们也难以断定，究竟是基因、知识结构还是情感模式决定了分流的方向。但正因这种不确定性，我们才更应
结语
媒介素养的缺失，尤其是决策者媒介素养的匮乏，不仅会生产出苦难美学这类背刺广大劳动者的作品，更深层地，它会侵蚀媒体作为社会公信力基石的角色，削弱公共讨论的质量，甚至加剧社会的认知割裂。
与真实生活的连接、与民众疾苦的连接、与专业精神的连接。
从社会契约论的角度看，公众让渡注意力与信任予官方媒体，期待的是它提供真实信息、促进理性对话、监督权力运行。当媒体因领导意志或自身惰性而无法履行这一契约时，信任的崩塌便随之而来。因此，提升媒介素养，尤其是领导层的媒介素养，绝非简单的业务培训，它关乎重建连接——
这要求宣传系统的领导不仅要有“上情下达”的能力，更要有“下情上达”的自觉，哪怕是为了自身不因翻车而喝茶。
责任编辑：林佳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