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从来不缺数字。十四亿人口里，五亿多是农民;他们掌握了土地，提供了口粮，撑起了城市的饭碗。可奇怪的是，工人有工会，商人有商会，医生有医师协会，律师有律协，演员还有音协舞协影协剧协——偏偏农民，连个“农民协会”都没有。
1959年庐山会议后，全国农村搞“整风整社”，河南信阳率先成立了“社员代表会”。那会儿还真有点“群众当家”的味道，直到1964年《贫下中农协会组织条例(草案)》印发全国，事情才变了味。
条例写得明明白白：“贫下中农协会的任务之一，是同资本主义和封建势力作斗争，防止剥削阶级复辟。”
这句话等于把农协的灵魂钉死了——它不是农民维护自身利益的组织，而是国家在农村推行阶级斗争的下级机关。换句话说，它代表的不是“农民”，而是“革命”。
但不管怎样，那时的农民至少还知道自己有个“组织”。哪怕这个组织的主要任务是批斗地主、监督干部，它至少证明农民不是空气。
到了文革，干部被打倒，贫协也被冲垮。1973年，毛泽东又提“依靠贫农、下中农”，贫协才恢复一点生机。可是那时的“依靠”早变成口号，贫协更多成了政治道具。
1979年初，中央发了个文件，说“地主富农可以摘帽”。政治上算是松口气，可谁来监督?谁来界定“表现好坏”?
王任重当时在国家农委主持工作。他说：“贫下中农协会还有存在的必要。地主摘帽，贫下中农得同意;干部平反，得群众认可。”他心里的“农协”，还是旧式的“政治监督机构”，继续为阶级斗争服务。
时任国家农委第一副主任的张平化则不这么看，他认为农民协会该替农民争取经济权利。这才像话——可惜，这种想法在当年的政治气候里就是“思想不纯”。
1980年2月，王任重又问：“工人有工会，为什么农民不能有农会?”邓小平、华国锋答得干脆：“不是不可以有，是机构太多，要考虑。”
到了2001年，杜润生回忆此事时说，他当年问过邓小平：“农民需要代表自己利益的组织，能不能搞农民协会?”
邓说：“党就代表农民的利益。”
杜润生回：“党代表全民，代表政府的利益;农民有自己的特殊利益。”
邓沉默了一下，说：“可以考虑，再看三年。”
结果这一“再看”，一看就是四十多年。农协没影，农民的“代表权”也成了历史的回音。
2025年，中国农村常住人口约4.65亿，农业从业者3.4亿，户籍农业人口5亿出头。也就是说，这个国家有三分之一的人口从土地上吃饭，却没有一个能代表他们发声的协会。
你要说他们没事干?不对。他们在村里种地、打工、上保险、交电费，天天与政策打交道。可当遇到问题——土地流转、化肥涨价、粮价被压、补贴迟到、医疗救助——他们找谁?
二十年前，曾经给中国保健协会讲过课，我问秘书长朱康年：区区一个破保健品就有国字头的中国保健协会、中国营养保健食品协会、中国老年保健协会等一大堆，为什么占了人口将近一半的农民就没有一个协会?
责任编辑：孙全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