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朝上国，皇恩浩荡”“万国来朝，大国威仪”“八方来贺，四海宾服”……这些流行于史书、碑铭和外交辞令中的一句句响亮口号，折射出中国古代王朝对外关系的一种文明姿态。
自汉唐以来，中原皇朝一直以“天朝上国”自居，其对外关系的核心架构，是那套被后人称为“朝贡体系”的制度安排。
在这一体系中，藩属、外国王朝需按期或不定期遣使朝贡，以示对天子皇权的尊重;
而中原皇帝则慷慨“回赐”，不仅物资丰厚，甚至远超所贡数十上百倍，引得周边“万国来朝”。
“封赏”为何如此之丰?
若没那丰厚赏赐，边疆小国恐怕不会那么积极地远道而来。
但这，也许只是中原“穷大方”的自娱自乐。
一、从周汉礼制探索
朝贡制度源于西周，当时的朝贡，更多是一种盟主式的诸侯进献，象征政治从属，基本无殊利可图。物尚质朴，形式重于功利。
到了汉武帝打通西域路线，尤其自张骞通大月氏后，“四夷来朝”成了王权对外的一种展现。
《汉书·西域传》记载，大宛、身毒、乌弋山离等纷纷遣使，“献其奇物”。这些贡品名称虽奇，实则价值有限，却能换来中原“赏赐锦绣、金帛”的数倍回赠。
元帝时还有这样一段记载：“乌弋国贡铁马一匹，高宗赏金五百两。”一匹金属马，可得如此赏赐，可见汉帝国的“沽名之重”。
然而汉朝不同于后世，国力初强，亦欲借“广交远人”加持其制度自信。
所谓“朝贡”，在很多边地政权心中，其实是一次传统意义的“进货与赚钱”机会。
但此时的汉代并未全面推行“厚往薄来”，物资回赐多因外交需求而择国厚待，尚未形成制度性的一体安排。
二、唐宋：当“厚赏”成为财政预算
进入唐代，“厚赏”变成了一种制度性安排，几成标配。
唐太宗治下，《旧唐书·东夷传》列明：“倭国来朝，所贡薄品，天子大喜，赐其王金器锦绮百余。”以小献而获巨利，未必因为物之稀贵，而是“朝之而顺”，是对文明秩序的认可，朝廷自然要“广施仁政”。
最为人熟知者，是新罗、渤海等朝贡路线之繁密。
《册府元龟》卷五百三十三载：“渤海每岁来使。贡尚书令以下，赏金、器、物不可胜计。”
《唐会要》提及：“诸蕃所贡，率皆土产，然所赐绢帛金银十倍于贡者，不可胜数。”
此时的赏赐计划已有专门财政编制支持，乃国家正常支出。
唐朝还规定：“朝贡必有宴，酒食器皿皆由鸿胪寺供给。”甚者，国子监设朝贡类子弟学额，以收“文化整合效应”。
“厚往”，是皇帝的面子，是文化自信的体现，也是帝国边疆战略的组成部分。
唐玄宗时期，回赐物资动辄千余匹绢帛，形成制度化运作。朝贡成了外围政权的“高回报外交”，激励其不断来贡。
但“厚赏”是需要有雄厚的经济基础的，唐代后期，安史之乱爆发后国库大空，回赐已力不从心，甚至记有“夷使候赐三载而无果”的窘态。
礼仪背后，是经济支撑，而礼仪无法遮掩国力衰退时的尴尬。
宋重“厚赐以维藩服”，虽商业发达，国家富庶，但却过于重文抑武，外交软弱，让其中原“圣天子”形象在契丹、西夏、金面前被严重削弱，这种情况下，更要花钱买“平安”。
三、明代：郑和七下西洋=大型“撒币”现场?
若论朝贡制度的鼎盛辉煌，莫过于明永乐年间。朱棣因得位不正，为强化开国合法性，同时寻找建文帝，派遣郑和“宣化四海”。郑和七下西洋，不仅传播天朝声威，更几乎是在展开一次又一次的“外交馈赠竞赛”。
据《明实录》和《星槎胜览》记录，暹罗国献象三头，便得黄金五百两、彩绸千匹，香药换来“千两回赐”。阿拉伯地区(彼时称“天方”、“忽鲁谟斯”)诸国朝贡者，常以珠宝、马匹为献，而明廷照例回赐十倍左右。原材料产地的贡品，通过“官方批发差价”，成为明帝国夸示的工具。
这也直接造就了琉球国历代国王一直极重视“扈从明使、朝见贡使”的外交事务，《琉球国志略》甚至记有“贡若不停，则国足有用”之语。对琉球等诸小国而言，这等于“国家公务出差带货赚钱”的模式，甚至成为国家财政供血系统。
然而，换个视角，我们也须问：是谁在买单?
沈德符《万历野获编》载：“朝贡使至，内府拨银供应，不计耗。”
钱从哪来?从财政中来，而财政来自赋役与矿税，终归落到百姓头上。
“一赠天下，十取于农”，诚非虚言。
四、清代：乾隆的“万国来朝”只是一场Cosplay
《大清会典》详细规定：“诸藩贡品，不必贵重，所赏以国态为允。”。
清代乾隆帝称“十全老人”，好大喜功，尤喜“万国来朝”之盛景。乾隆五十年(1785)，大英使团马戛尔尼来华，虽未开放通商，却所求回程之利，皆大为优渥。《清高宗实录》确载：“予赐其贡臣以缎千匹、古器百物。”其使团回欧洲后对外宣称“此次远来获利数年”。
乾隆知其如是，却亦欣然为之。因这一套机制早非实际外交，仅为中原自信与道统的“复刻展演”。“我朝天朝，夷人虽异，惯听命耳。”视野之封闭，实乃制度之自缚。
更严重的是回赐规模增长之机制未缩，而实际政治边远化、外贸通道流入却减，让皇恩变成“虚支”。
清末国力每况，咸丰时赈灾告急，朝贡赏赐仍不止。一边“民不聊生”，一边“礼遇朝贡”，诚如学者赵尔巽所讽：“宫中之偿，国中之乏”。
五、面子与里子
从上千年的实践看，“厚往薄来”确实造就了中国与周边政权之间独特的经济互赖模式。
对中原而言，它是建立威信、吸引顺服、输出秩序的手段。
但是，这种制度其实并不经济理性，由国家层面补贴“虚荣工程”。一度引致财政困难、商贸短缺，普通百姓或被加税负担;
对周边政权而言，却是对冲政治不安乃至积累财富的绝佳捷径。于是出现了“假贡真商”“一贡多使”等现象。史有记曰：“安南每贡一物，而来使三番，朝中不察也。”
可以说，这种制度的运转，关乎皇帝的脸面，也关乎整个体制的文化需求。大国的“面子经济”，有时并非大方慷慨，而是虚荣的制度维系。
中原王朝借助“厚往薄来”构筑了虚实结合的国际秩序。但这光鲜外表之下，实藏着资源耗费、财政透支、外交“反市场化”分配的深层隐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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