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继续《从“废除死刑”到“封存吸毒记录”——法学专家为何总追求“宽松法律”?》一文的讨论，其中支持“封存记录”的众多法学专家，不约而同地提出了“考公”限制的相关问题。
我觉得一个人吸毒了，就必然不能考公了，这似乎是一个朴素的正义常识。然而正如我上一篇文章中所分析的，核心矛盾在于法学精英的立场，已经越来越原理广大人民群众的朴素正义需求。与其说谁对谁错，更不如说是根源性的矛盾。
再帮大家回顾一下上一次关于“罪犯亲属考公”的相关争议：2023年3月，中国政法大学教授罗翔在其视频作品中公开指出，限制罪犯子女报考公务员的规定违背“罪责自负”的法治原则，是不合理的“连坐”措施。这一观点在当时引发广泛社会讨论。
当时这个讨论是沸沸扬扬，其实还有一个后续：同年12月，全国人大常委会法工委在备案审查报告中明确叫停地方层面针对涉罪人员近亲属在就业、受教育等方面的权利限制，指出此类措施违反宪法和法律原则，并部署全国范围内的自查自纠工作。
我的观点是：我认同法工委关于禁止就业歧视的决定，但是关于公务员政审的问题，并不属于狭义的“就业歧视”，这个得单独拎出来讨论。
首先我反对罗翔所谓“连坐”的说法，因为刑事犯罪也要区分来看：有的刑事犯罪家属本人就是受害者，而有些刑事犯罪家属则是最直接的受益者——最典型的就是贪污腐败、转移资产。
“祸不及家属”的一个前提就是“惠不及家属”，而太多太多例子证明给我们看，很多贪官进去了，家属却在外面吃香的喝辣的——最典型的比如曲婉婷。等到贪官刑满释放，继续阖家团圆灯红酒绿，家人的财富照样享受，四舍五入等于一点没亏。
甚至，我认为对于贪官污吏，应当采取“连坐”制度——诛九族也是老祖宗的宝贵智慧啊。只不过这个宝贵智慧不能用在平民身上，而是要用在上位者身上，原因很简单，贪官污吏和经济犯罪，是最容易惠及家属的。
而这背后，是千百个破碎的普通人家庭和人生。不“连坐”，怎么实现公平正义?
我是不支持罪犯家属考取公务员的，但我反对的理由更高维一些：这是一个理想态和现实态的矛盾。
毛泽东主席提出了一个伟大的口号：为人民服务。这个口号至今还高高树立在各级政府的大门口，说明我们的公职人员最核心的实践与目的一直都是“为人民服务”，说明我们对公职人员要求要比传统意义上或其他国家更高：他们不仅是文官、职员、技术官僚，他们是先锋队。
当然，虽然“为人民服务”一直没有从门口撤走，但是怀着这一信仰考取公务员的人有多少，想必大家心里有数。这也并不是一个不可以公开讨论的话题，应届毕业生们对于考公趋之若鹜，所讨论的角度无外乎就是“稳定”“体面工作”“社会地位高”“有潜在的福利(十八大之前还会光明正大讨论灰色收入)”“不会35岁被裁员”等等非常现实主义的问题。你要真说一个我考公就是要“为人民服务”，恐怕还会被人嘲笑。
即便现实态如此，也不能否认理想态的意义。现实态之所以没向“更加现实”的深渊滑落，全靠理想态在上面“吊”着呢。
就算千千万万加入公务员队伍的人为了“稳定”“体面”，然而让他们去条件艰苦的山村扶贫，他们也必须去，因为“为人民服务”的大旗还在上面挂着呢;让他们去参加社区防疫，无加班费无补贴不管饭，他们也必须去，因为“为人民服务”的大旗还在上面挂着呢;面对被欠薪的农民工、无处申冤的劳保户，他们不会像封建县太爷那样对这些人一赶了之，因为“为人民服务”的大旗还在上面挂着呢。
这就是“理想态”的作用，这个概念不是我提的，是美国大思想家罗尔斯提出的。简而言之就是：不是说现实如此糟糕，所以那些高尚的、难以实现的理想没有用(比如康德的绝对道德、马克思的共产主义);而是应该反过来——现实社会还没那么糟糕，就算因为这些伟大的理想在不断斧正我们这个社会。
八十年前的今天，大魔导师毛泽东在神州东南西北中五个方位留下了五个字的镇符：为人民服务。这五个大字至今还在日日闪烁，迟滞着先锋队魔化的趋势。
我在《写在最寒冷的冬天：理想主义永远是最脆弱》这篇文章里说过，理想主义是最脆弱的东西，这个必须要承认，但不能说理想主义是没用的，如果不坚持一点理想，那现实就完蛋了。
再举一个例子，毛主席一家都为革命牺牲，光烈士就有八个人——这是最崇高的理想主义。然而主席的亲密战友们并不是人人都有他老人家这种境界，有些人还“舐犊情深”，要为自己子孙谋一个好生活——这是最真实的现实主义。
如果你用一个普通人的水平来要求他，那对自己孩子好有什么错?鲁迅先生还说过“怜子如何不丈夫”呢。但是要按先锋队的要求来看，为子孙谋福利恐怕就是不对了，因为先锋队要接受更崇高的理想主义，要有更高的道德标准。
虽然拦不住某些老干部们疼爱自己的子孙，但是所有人的舐犊之举，都会被一句咒语所缠绕：“谁的儿子上战场，谁的儿子____”。就算现实中该批条子批条子，该批地批地，该拿政策拿政策，该勤劳致富勤劳致富……但是这句咒语永远不会消散，更会在越来越多的人心中埋下一个悄悄发芽的种子，最终这些种子一定会成长为茂密的丛林，埋葬那些批条子批地、官倒军倒的八旗子弟们。
这，就是理想主义的意义。
这就跟为什么老人家的画像一定还要挂在天安门城楼上是一个道理，要让他一直看着他们。不过说真有用也用处不大，但要摘下来，那可真是完蛋了。所以有多少人暗戳戳的想想摘下来，多少正规新闻媒体的天安门画面上故意抹掉了那张相。
说到底，就是一句话：先锋队的要求更高，要有更高的道德标准，要有更多所“避讳”的元素。直系亲属没有犯罪只是其中之一。
我们并不是说对于犯罪子女有歧视，新时代绝对不能搞封建主义“连坐”那一套。但是先锋队不是一般的职业，它诞生的原因、它最初的理想与目标，就决定了它的与众不同。另一方面，中国人民让渡了自己的权利、贡献了自己的力量，坚定不移地跟着先锋队走，也是相信先锋队能带领自己推翻三座大山，能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
所以既然大家让渡了相应的权利，那么先锋队的选拔与实践，就不能等同于“非歧视”原则下的其他工作。我觉得无论是自由主义者还是共产主义者们，至少都会在这一点上达成共识：对先锋队的要求要超越于普通公民。
再举一个例子，普通公民可以求神拜佛，可以有宗教信仰，但是先锋队必须是一个唯物主义者，你不能“不问苍生问鬼神”，你不能“求佛祖保佑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这也很好理解吧?
为什么今天又把这个话题翻出来讨论，是因为我发现两年前“犯罪家属考公”和去年年底“封存记录”等相关话题的共性——一些所谓的“法学专家”们在“日拱一卒”，从“废除死刑”到“封存记录”等等，从而实现自己越来越与人民群众朴素正义观背道而驰的所谓“法学理想”。
在“法治”语境中，这种阶级性的道德外衣被包装得更加温和、抽象和去政治化。主张废除死刑者，说的是“生命权不可剥夺”;主张封存吸毒记录者，说的是“不得污名化”;主张对少年恶犯免除刑责者，说的是“应有改过的机会”;看起来都冠以现代、文明、人道主义的名义，但他们避而不谈的是：这些“文明”是谁的文明?这些“权利”谁能真正拥有?这些“制度设计”到底服务了哪一部分人?
这些“宽松化”“复杂化”的法治主张，之所以会被鼓吹为道德上的高地，正是因为它们在实质上有利于当前既得利益者的制度延续，符合统治阶层在经济、政治、社会领域维稳的需要。它以“制度正义”的面貌为外壳，实则是对群众朴素正义感、平等惩戒感的一次次伤害性否定。
譬如，一名有权有势的二代子弟若因吸毒被拘，其家族可以动用人脉、资源和律师团队，通过“封存制度”消除记录，在社会流动中毫发无损;而一名普通劳动者若沾染毒品，不仅终身被污名化，甚至连找工作、租房都成问题——所谓“去污名化”，根本上并未打破资源不对等的现实结构，反而为特权者制造了体面下车的通道。
当专家们用“法治文明”等概念来教育质疑的群众时，暴露出的是脱离群众路线的精英主义。法律的权威根植于人民的拥护。广大民众对毒品宽松化的质疑，是基于最朴素的正义感和社会安全的客观需求。专家们将这种民意视为“落后”并进行“规训”，背离了“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的原则。真正的社会主义法治文明，首要的是保障最广大劳动人民的安居乐业，而非优先考虑违法者的所谓“体面”。
最最关键就是这一点：中国禁毒工作的巨大成效，核心在于全民共治、群众路线的胜利。一旦吸毒记录可以封存，社区禁毒志愿者将失去排查依据，民众对司法公正可能产生质疑，这实质上是将禁毒工作从开放的社会治理退化为封闭的技术官僚业务，与“禁毒是全社会的共同责任”的法律原则根本对立。
或者这一点可以反过来看：既然我们早就确立了“禁毒是全社会的共同责任”这一社会共识，那么每一位公民都有义务去反对某些法律精英们推动的，诸如“封存记录”等“日拱一卒”的行为。两年前关于罪犯家属考公的争议也是同理。
批判完了法学精英，再继续阐述一些关于公务员的问题。正如上文所述，公务员不应该是简单的“铁饭碗”，更应该是服务人民、引领人民的先锋队。因此，我们对普通公务员的要求应该比人民群众要严格，要对于领导的要求更应该高于普通公务员。
能力越大责任越大，地位越高要求越严，越大的领导就要有越高的道德标准，地位越高的先锋队就要承担更多的责任义务。很多基层公务员们的困境，就是他们权力没那么大，却要被本属于上级的“更高理想”绑架着，造成了基层权责不对等，开展工作困难重重。在疫情期间，很多基层工作困境的根源就在于此。
多说两句理论：列宁设计的先锋队有三个重要特性：第一，先锋队一定熟练掌握马克思主义思想武器，确切的说就是辩证唯物论和唯物辩证法;第二，这是一支精挑细选纪律严明的精英队伍，具有在知识和道德两个方面的优越性，首先要有知识，至少是某些领域的专家吧，其次还要有无私奉献的精神，原意为共产主义这一崇高的理想奋斗终生;第三，这个先锋队是一个中央集权组织，决策在党未决定之前可以由党员自由讨论，但是一旦作出决定，所有党员就必须无条件地接受和执行，这就是著名的“民主集中制”原则。
伟大领袖毛主席则给列宁的“先锋队理论”打了一个补丁，转换了主客体关系——先锋队以形式来看是领导人民，但是核心层面是从属于人民、服务于人民。最经典的就是《愚公移山》中的论断：
“现在也有两座压在中国人民头上的大山，一座叫做帝国主义，一座叫做封建主义。中国共产党早就下了决心，要挖掉这两座山。我们一定要坚持下去，一定要不断地工作，我们也会感动上帝的。这个上帝不是别人，就是全中国的人民大众。全国人民大众一齐起来和我们一道挖这两座山，有什么挖不平呢?”——看一个是“天神”，一个是被带节奏的群体，思想差异有着明显的分野。
毛选的“老三篇”——《为人民服务》、《愚公移山》、《纪念白求恩》，这是体现毛泽东核心政治思想的文章，体会一下其中无一不是“人民本位制”。翻开毛选或者红宝书，随处都可以看到这种话：“人民，只有人民，才是创造世界历史的动力”“人民是真正的英雄，而我们往往是幼稚可笑的”“高贵者最愚蠢，卑贱者最聪明”“要做人民的先生，先做人民的学生”……凡此种种，不一而足。
所以我们有着这样的理想主义传统，人民群众对于社会治理者们的要求自然不同，不要怪人民要求高，这恰恰是我们制度优越性的体现。这也是为什么当年“罪犯子女考公”的讨论一开，大家马上联想到曲婉婷都可以回国考公了……这就是对现实态产生了ptsd，并非危言耸听，而是我们有孙小果、周公子、故宫大奔女等无数例子摆在面前而产生的应激反应。
这又回到了本文开头讨论的话题：“理想态”不能再退了，再退现实真就更没法看了。
归根结底，在毛主席看来，没有不合格的人民，只有不合格的先锋队。我们再来复习一下老人家对于先锋队的高水平要求：
“我只要求你们(指干部)一条，要把官僚架子放下，跟老百姓、工人、农民、学生、战士、下级一起，平等待人。不要动不动就训人。有道理为什么要训人，可以解释嘛，有道理为什么要骂人?这样不行，老百姓不同意，也要批评你，(虽然)当然不会因为这些打倒你，(但是)这次一年多的一个大批判运动，可把这些干部吓一跳。”——毛泽东
“让人讲话，天塌不下来。现在有些同志，很怕群众开展讨论，怕他们提出同领导机关、领导者意见不同的意见。一讨论问题，就压抑群众的积极性，不许人家讲话。这种态度非常恶劣。同志们，我们是干革命的，如果真正犯了错误，这种错误是不利于党的事业，不利于人民的事业的，就应当征求人民群众和同志们的意见，并且自己作检讨……不管是主动的，被动的，早作检讨，晚作检讨，只要正视错误，肯承认错误，肯改正错误，肯让群众批评，只要采取了这种态度，都应当欢迎。”——毛泽东
责任编辑：赵皓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