初冬的滇西刚下过一场小雨，寒意裹着湿冷空气贴在皮肤上，黏腻又刺骨。史学界的风云人物某教授来云南参加课题评审会，竟循着我小说《七号营地》里的线索，找到我停在保山湿地公园第七停车场的房车。
闲聊间，他看向我的眼神满是失望：“你一个政治社会学教授，本该深耕权力结构、社会治理这些硬核领域，现在躲在这荒郊野岭写小说，还是讲现代人的那些琐事，未免太不务正业了。”他话锋一转，带着几分自得，“我近些年得了几个大课题，主要是推动如何进一步繁荣史学，让我们这代史家有更多的接班人。”
人家特意登门探望，我不便当面反驳，只是含笑点头。但他这番话，却像一根刺扎进心里，让我对他们这类“著名历史学家”的不认同，愈发清晰而强烈。在我看来，他们顶多算天天埋在故纸堆里考据、拼贴史料的“史料研究者”，根本配不上“历史学家”这四个字。放眼当今中国，真正称得上“史家”的，寥寥无几。
考据是术，史心是道。他们穷尽半生钻研文献、标注出处，把“严谨实证”挂在嘴边，可笔下的论文，敢直面历史被篡改的真相吗?多半是只敢在“安全框架”里做些不痛不痒的解读，捡些无争议的话题反复咀嚼。他们总嘲笑文学虚构不严谨，可自己的研究，何尝不是另一种更隐蔽的“虚构”?为了贴合主流叙事，刻意剪裁对自己论点不利的史料;为了拿到课题经费，主动回避敏感争议与历史疑点;为了评职称、发核心，把鲜活的史学变成冰冷的考据游戏，比拼谁的注释更繁琐、谁的文献引用更冷门。这样的研究，即便堆满书房、摞成山，也只是史料的搬运与拼凑，而非历史的守护与还原。
史家二字，从来不是靠考据功底和课题论文撑起来的。西汉司马迁受宫刑仍在《史记》中“不虚美、不隐恶”，为陈胜立传、直书汉武弊政;三国吴史官韦曜拒为废太子孙和升格作“本纪”，坚守诸侯列传体例而遇害;北魏崔浩修《国书》直书皇室早期“野蛮事迹”，因“暴扬国恶”遭族诛。这些跨越千年的史实，铸就了史官“史笔如铁”的精神图腾。他们的伟大，在于面对皇权威压与生死考验，仍以笔捍卫真相的勇气与风骨。这样的人才配叫史家，其手中的史笔，承载的是史权独立的精神，是对真相的绝对敬畏，是对权力的天然警惕。
或许有人会说，我的观点太尖锐，站着说话不腰疼。在现在的学术环境，不妥协就生存不下去。而我要说的是，妥协一次，风骨就少一分;退让一步，史权就弱一分。史权的没落，从来不是因为当代学者缺少考据的能力，而是因为他们早早丢掉了史家该有的精神底色。他们怕得罪权力，怕影响仕途，怕承担风险，于是躲在故纸堆里明哲保身，让史学失去了批判锋芒，失去了“以史为鉴”的镜鉴价值。
我早就说过，当学术突破底线、丧失尊严，这样的研究弃之亦无憾。倘若我们仍愿思考、执意表达，不妨走出那些宏大叙事，落笔于田野中无人问津的小故事。我在《七号营地》中载录现代人深陷真相的迷雾、背负选择的无奈、历经精神的漂泊的生命图景，何尝不是对“史权”的另一种延续?即便被斥为“不务正业”，能为那些未被正史记载的小人物，留存一份直书的尊严，便足矣。
责任编辑：于建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