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总在看似无关的时空产生奇妙的共振。
一百多年前，摇摇欲坠的满清王朝在“剪”与“不剪”的摇摆中走向终结;一个多世纪后，头巾在伊朗的命运似乎正沿着一条相似的轨迹滑行——它们都曾是权力的符号，最终却都成为压垮统治合法性的那一根稻草。
这两种身体政治的符号，都以强制的方式定义了国民身份，最终却都成为政权合法性的试金石。
满人顽固守旧派、资政院总裁世续曾说过：去发之后，中国未必亡，然大清国却是已经亡了。
辫子对于清王朝而言，远不止是发式，更是满人统治的视觉象征。
1645年，清廷摄政王多尔衮下达剃发令，以“留发不留头”的血腥政策强制推行剃发易服。其核心目的，是通过摧毁汉族最直观的文化符号——衣冠制度，来羞辱汉族，断绝其民族自尊心与文化认同感，迫使其彻底臣服。
即使到了满清灭亡的前夕，他们仍然不肯放弃辫子。
1907年5月6日，鉴于学界和军界剪辫成风，经学部奏准，严禁学生和军人剪辫。其中学生“一经查出，即当咨明学部，分别惩处”。军人“如有不遵定制，改用他装，以及剪去发辫等事，无论官员、兵丁，均即斥革”。
1910年12月21日，清廷再次发出不准剪发易服的《上谕》。
然而，法律的效力仰赖于权力的执行，而此时清廷对基层的控制已濒临崩溃，这道禁令早形同虚文，政令几乎不出京城。
早在1910年11月，天津商人便率先提倡剪发，至年末，京津学界已有数千人剪辫响应，风气大开。
次年1月，曾官至刑部侍郎的伍廷芳更是在上海公开演讲中剪去辫发，其举动不啻为对清廷权威的公然挑战。
在汹涌的民意与革命浪潮前，清廷最终在1911年12月7日被迫颁发上谕，允准“凡我臣民，均允其自由剪辫”——这看似是挽回人心的让步，实则是其统治机器彻底失灵后的无奈承认。
清廷在辫子问题上的步步退守，恰是其统治根基瓦解的缩影。那个曾经以“留头不留发，留发不留头”的残酷法令确立的统治符号，在两个多月后随王朝一同走进了历史。
类似的剧情正在伊朗上演。
头巾之于伊朗伊斯兰共和国，犹如辫子之于大清——它不仅是宗教教规，更是政权意识形态的核心象征。
2022年9月，22岁的库尔德族女孩玛莎·阿米尼(Mahsa Amini)因“头巾佩戴不当”被道德警察带走，然后被道德警察用棍子打的颅骨碎裂而死。
侯赛因·萨拉米将军在内部简报会明确伊朗革命卫队新使命：
卫队不仅是国防军，更是“伊斯兰生活方式的武装宣教团”。他把抗议者称为“战场上的敌人”，把不戴头巾称作“西方软性政变的前奏”。
他声称，“如果今天对裸露头发宽容，明天他们就会要求推翻政权”。
这句话，与世续当年的论断如出一辙。
作为政权意识形态的基石，《头巾与贞洁法》于2023年由伊朗议会通过，并于2024年起正式实施。
该法明文规定成年女性在公共场合必须佩戴头巾，违反者及相关场所将面临罚款、监禁、旅行禁令乃至停业整顿等处罚，并由道德警察在街头巡逻监督。
2025年6月13号，伊朗革命卫队最高领导人侯赛因·萨拉米被以色列炸死。
2025年10月3日，伊朗资深保守派人士、“确定国家利益委员会”成员穆罕默德·雷扎·巴霍纳尔表示，《头巾与贞洁法》已不再具有法律效力，道德警察无权因女性未佩戴头巾而处罚她们。
从萨拉米身亡到头巾法事实性废止，其间不过三个多月。这与清廷在武昌起义后不到两月便宣布“凡我臣民，均允其自由剪辫”的历史轨迹惊人地相似。
当维系符号的强力核心骤然消失，那曾赖以立规的身体政治，也随即失去了最后的支撑。
清廷用辫子区分忠逆，伊朗用头巾划分虔诚与叛逆。两者都将对个人身体的规训上升为国家意志，将日常生活政治化。
然而，政权的统治合法性若已动摇，其符号的强制力也必然随之瓦解。
清廷在对外战争中屡战屡败，丧权辱国，其统治合法性便已丧失殆尽，基层执行能力也随之瓦解，辫子禁令自然形同虚设。
与之类似，伊朗军政核心几乎被以色列全部消灭，革命卫队连保家卫国都做不到，其执行头巾禁令的道德威信与基层控制力，也便失去了根本的依托。
如今，伊朗头巾禁令的松动，让人不禁想起清廷在最后时刻对辫子的让步。
当一块头巾不再具有强制力，当民众重新拿回支配自己身体的权利，那些建立在符号控制之上的权力结构，也正迎来它前所未有的考验。
正如辫子的解放预示了满清的终结，而头巾的松绑，或许也在无声地书写另一段历史的终章。
责任编辑：梁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