看到这位在ICU中濒临垂死的蒋女士虽然拥有足够的银行存款和医疗保险,由于已失去了去办理取款和理赔手续的能力,却眼睁睁看着自己终身积累的钱财不能用哪怕一分钱支付医疗费从而拯救自己的生命,因为银行和保险公司的制度规定只能本人和直系亲属才能办理取款和理赔。期间的亲戚、居委会、派出所和法院都对中国的这种金融制度无可奈何,致使这位蒋女士有可能因不能使用自己的钱财而像一文不名的街头乞丐那样被医院中止医疗而死于非命。
或许很多人看到这里都会抱怨痛恨中国的这种金融制度,甚至会抱怨政府为什么会允许这种制度。尽管这种制度的确不合理,不讲天道天理和天良,但是如果大家仅仅是把目光放在金融制度这个结果上,而不去思考其中的原因,那么最终将会害死蒋女士这类数千万独居人士的将不仅仅是中国的金融制度,而是推动形成这种金融制度的每一个人。而把每一个人都变成这种悲剧凶手的最终根源,就是左派五毛党所倡导的那种“美国等西方金融制度更坏更恶更没有人性”的所谓“爱国舆论”。每当人们批评一些不合理的现象时,这些左派五毛党马上就会跳出来讲,西方发达国家这些问题更糟糕,相比之下蒋女士应该是幸福的。随后就是网络舆论一片狂呼,在这片狂呼声中不仅掩盖了问题本身,甚至还把指出和批评这些问题的人要么当做“涉左”人员(类似于“涉毒”、“涉黑”人员),要么当做汉奸来批判,最终在所谓“西方国家也有并且更坏”的旗号下,把蒋女士的这类悲剧,变成了“不出国你就不知道蒋女士这些人有多幸福”的喜剧。
如此以来,原本应该解决也能够解决的许多此类问题,就在这种舆论当中变成了永远无法解决的问题,从而造成了此类问题越来越多,越来越没有人解决,甚至越来越没有人敢于多说,最终就把这些原本是不应该出现的个别问题,变成了大家司空见惯的普遍问题。可见这类不合理现象的悲剧根源并不在于金融系统本身,也不在于各种制度和规定本身,而在于民众普遍接受和拥护的这种错误舆论。这种错误舆论的最大坏处就在于,只要遇到问题,不是想办法去解决问题,而是寻找甚至编造有没有哪个国家的问题更坏,只要能找到更坏的国家,就以此为依据把坏事说成是好事,把问题说成是成绩,把不幸说成是庆幸。这就是左派五毛党打着爱国旗号给社会造成的越来越严重的各种弊端。左派五毛党之所以能造成这种弊端,并不在于他们自身有多大能量,而在于民众只看到了他们的爱国旗号,而没有看到他们在爱国旗号下所干的各种罪恶勾当。
还是那句话,真正的爱国者是要把自己的国家变成比任何国家都好的国家,绝不会容忍任何罪恶玷污自己的国家,而不是把自己国家说成是最好的国家,为了一己之利而把毒草说成是鲜花。那些打着爱国旗号而谋取私利的人并非是真正热爱这个国家,而是热爱强者,一旦有一天侵略者打进中国,他们同样会去热爱侵略者这个新的强者,转而会把侵略者和汉奸吹捧为是光芒四射的文明之花。中国的汉奸和汉奸文化就是这样炼成的。
谈到这里,不由得想起了当年新中国的“五保户”——保吃、保穿、保住、保医、保葬(未成年人还保教育)——那些没有生活来源和自主能力的鳏寡老人、残疾人以及各种丧失了自理能力的人,都能够得到生活保障,不仅仅是物质保障,还有集体照料的精神保障。这种五保户制度从城市到乡村,覆盖中国每一个角落,把庞大的中国真正变成了一个人人有保障、个个笑开颜的祖国乐园。当今中国正在率先进入老年社会,七十年代到九十年代强制性的独生子女政策,造成了近6000万独居老人,并且这个数字很快将会井喷式增长,所以当今中国急需要建立当年五保户那样的独居老人的保障制度。我们不仅不应用各种金融制度和规定,在客观上剥夺那些独居老人的储蓄和财产,而且对那些没有生活来源和不能自理的老人,都应该纳入这种老年保障之中。20世纪50年代那么贫穷的中国都能做到的事情,现在更加有条件能够做到。
总之,我们一定要从社会主义的根本制度出发,从现代政治文明的人性原则出发,建立全世界最完善最优秀最能保障老年幸福(并非是指物质水平)的社会保障制度,让中国的老年保障制度包括其他社会保障制度比其他任何国家都更好,而不是比哪些国家比我们更糟。50年代到70年代,中国GDP水平不到现在的1%,我们都能建立世界上最完善的社会保障制度(是指最完善而不是指物质水平最高),现在更不应该有问题。1949年中国建国时百年战乱一片废墟,在那样一个低到不能再低的物质基础上,我们不到三年就建立起了免费医疗免、费教育和免费住房,让人民群众真的体验到了当家作主的感觉,所以才会爆发出前所未有的巨大生产力和战斗力,成为对外六战全胜的最强大国家。
今天我们面对群狼环伺的险恶环境,我们要想胜出的战斗力来自于哪里?仍然要来自于这种全民保障特别是弱者保障的社会制度。保障弱者,就是古往今来的天道天理,就是国家强大战斗力的根本源泉。
责任编辑:张宏良



